在这次欢庆你们毕业欢送一些同学离开校园的场合，我说两句话，作为你们大学生活的结束语。
第一句更多是说给马上要走向工作岗位的同学的，一句大实话：社会和学校不一样。在校园里，只要你考试成绩好，人格上没有大毛病，基本上就会获得老师的欢心，就会获得分数表现的奖励。在这个意义上，大学基本是一个“贤人政治”或“精英政治”的环境，更像家庭，评价体系基本由老师来定，奖励的是你的智力。
社会则很不同。社会更多是一个利益交换的场所，是一个市场，是“平民政治”。评价的主要不是你智力优越与否（尽管你的聪明和智慧仍然可以帮助你），而是你能否拿出什么别人想要的东西。这个标准不再由老师确定，而是由众多消费者确定。因此，尽管定价178元，不到10天，3000册英文版《哈利波特与凤凰令》在北京新华书店已经脱销，而许多学者的著作一辈子也卖不了这么多甚至只能“养在深闺人未识”；也因此，才有这种“脑体倒挂”不完美。但它恰恰表明了市场的标准。
因此，我们的同学千万不要把自己16年来习惯的校园标准原封不动地带进社会，否则你就会发现“楚材晋不用”，只能像李白那样用“天生我材必有用”来安慰自己，更极端地，甚至成为一个与社会、与市场格格不入的人。
尽管社会和市场的手是看不见的，但它讲的却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它不讲期货，讲的都是将之转为现货。你可批评它短视，但它通常还是不会，而且没有义务等待你成长和成熟，它把每个进入社会的人都当作平等的，不考虑你刚毕业，没有经验，如果你失去了一次机会，你就失去了；不像在学校，会让你补考或者到老师那里求个情，改个分数。“北大学生有潜力，有后劲”，别人这样说行，你们自己则千万不要说，也不要相信。这种说法不是安慰剂，在某种程度上，实际上就是说你不行，至少现在不行。如果你有什么素质，有什么潜力，有什么后劲，你就得给我拿出来。你就得给我变成实打实的东西––也许是一份合同起草，也许是一次成功诉讼。
文科学生，大学四年，往往是在同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一些事件和人物交往，在同古今中外的大师“会谈”。大学的文科教育，往往会令许多人从骨子里更喜欢那种激动人心的时刻，甚至使人膨胀起来。但这不是，而且也不可能是绝大多数人的生活，而只是学院中想象的生活。我们每个人都只能生活在日常的琐细中。
因此，第二句话，要安分守己，这是对每个同学说的。
这句话对于我们这个时代也许过时了，但对你们可能不过时，因为我从来也不担心北大毕业生会没有理想以及理想是否远大，而更多担心你们能否从容坦然地面对平凡的生活，特别是当年轻的理想变得日益遥远、模糊和暗淡起来的时候；还因为，我要说，几乎––如果还不是全部的话––每一个雄心勃勃的人都注定不可能完全实现他的理想。
我当然希望而且相信，你们当中能涌现出杰出的政治家、企业家、法律家、学问家，但只能是少数––多了就挤不下了，多了也就不那么值钱了––边际效用总是递减的。无论在世俗的眼光还是在自我的评价中，绝大多数人都必定是不那么值钱的。
但是，我们要知道，成功并不必定同幸福相联系，所谓的不成功也未必等于不幸福。因此，在你们离开校园之际，你们不仅要树立自己的雄心，还必须界定自己的成功。
安分守己并不是一个贬义词，甚至不是一个中性词，“安分”是不容易的，在这个时代，“守己”则更不容易！
责编：刘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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