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科学的发展，对世界做出了贡献，增加了许多财富，但是到今天，仍旧出现了很多问题。西方的思想方法是：机械唯物论，是唯物的、科学的但同时也是机械的、彼此割裂，没有用辨证的眼光看问题。所以西医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忽视了人的整体有机性，这样虽然也解决了一些问题，但不是根本的。所以，西方科学一方面创造了很多财富，另一方面破坏了人和自然的和谐，造成很多问题。
这个道理应用到我们的园林学科中也同样适用。园林既是科学的又是艺术的，好的园林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最大的最好的艺术表现。艺术和科学之间的关系是很紧密的，艺术不是空想，要以人为本并且要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园林设计师在设计中的每个细节都应为群众着想，要为使用和欣赏园林的人着想。
但讲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我们最容易犯的错，就是不从实际出发。比如时下流行的一些草坪，草种是凉性草，发源地在欧洲一些发达的畜牧业国家，如英国、德国、丹麦等，在这些国家种牧草，养上一遍就能发展成草坪，因为适合当地的环境条件，而且这些国家人口较少，丹麦就只有500万人口，比北京海淀区的人口还少，所以那里的人们就种草喂牛、喂猪，喝牛奶，吃猪肉，这样生活，同粮食作物轮流。我们很多的粮食作物那些国家都不能种，小麦种在丹麦被冻死了，而玉米结不了棒子，大豆不能生长。为什么欧洲没有荷花只有睡莲？我去过欧洲十几个国家，只有1985年在罗马尼亚一个植物园里看到一平方米的荷叶，而且不开花，因为温度太低，所以只能种睡莲而不能种荷花。荷花这么好的植物，花很美，莲子又是补品，下面的藕可以做菜。但我们有些人不懂得这些，光看草都绿了，多漂亮啊，于是就买回来，却背了包袱，种洋草、受洋罪：先要大量的水给它灌溉，还要除草、要去病虫害，夏天还怕热，我们是缺水国家，人们用的水还不够，还要去浇草。这就是很多人光看到表面，没有了解我国的国情。“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很多人并不懂得中国，并不懂得北京，错误就犯在没有综合考虑。
我的看法很简单，只在最重要的地方，最中心的景点，种这么几平方米草坪，大部分都用地被植物，冬天绿的时间长一点，也是很好的。我们的地被植物非常丰富，春天铲都铲不尽，比如诸葛菜，自生自长，观赏期很长。但有人把这些东西全去掉，然后种一些外来的植物，它又不适应这种环境。依我看，按中国人的习惯，最好是因地制宜，“虽由人作，宛自天开”，就按它原来的形式，原来的植被，把最差的、不要的、坏的去掉，其余都保留。公园要尽量建造得好像是天然的一样，经济、自然、舒适。一些外国人到中国来，想看的就是有中国特色的景色。
在规划设计的过程中，有时甲方由于种种原因控制了设计的风格，结果很难抵制各种西洋风格的作品。我们要好好地总结教训，新中国的园林既是民族的，又是地方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要把优良的传统发扬光大，同时还要有时代精神，要符合新时代的需要。苏州园林是很美妙的，小桥流水，玲珑精致，但大量的人走那小路、小桥，是不成比例的。要弘扬优秀的历史传统，很多事物应该保留，又要切合时代的需要。
我在想，我们是不是舍本求末，只顾盲目追求西方风格，而把自己好的东西都传到别的国家去了。外国人学起了孔孟之道，他们只给两个中国人起过名字，一个是孔夫子，一个是孟夫子，孔子叫Confucius，孟子叫Mencius，因为他们是从心底里崇拜。而且西方世界以及国内现在开始认识到光靠硬来不行。物质文明发展是积累了很多财富，也为世界做了一些好事，但同时也带来许多副作用：生态环境的破坏、人与人之间勾心斗角、生活节奏加快、富裕但是并不快乐等等。所以解决问题还得向东方求教，过了这么两三百年，欧美消极方面的影响出现了，要向东方学习。但同时有很多西方人对东方的了解比我们对西方人的了解少得多，他们以为我们的女人还裹着小脚，男人还是大辫子。中国的高级知识分子是世界上最好的。我既是党员，又是民盟成员，还是丹麦归国华侨，受罪受的很多了，能够活过来都很不容易，所以我们的国家必须要富强，要保护自己的传统。
园林事业需要从长记忆，要集中各方面的人才。园林的综合性很强，它作为综合性的、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一种造园艺术，一种维持第二自然的艺术，可不是很简单的！一般人犯的错误就是按自己的方法，而不是按群众的想法来实施。像英国有这样一个举措值得我们来考虑：300多年前，英国派来一大批学者，思想家，文学家等来到中国，看到中国的园林后，他们为之震惊，回去就把过去学法国的规则式园林、意大利的台阶式园林中几乎99%都撤掉了，然后从中国吸收自然之美，结合英国气候和英国植物的特点创造了中英自然式的园林，这个园林后来传到了欧洲大陆，也传到了美国，最后传到了全世界，所以我们不能只知道外国好，不知道我们是他们的老师，所以历史要好好总结，方针要慎重决定。因为人口政策错了，最后我们多生了几亿人，要不然我们日子可能会好过很多。日本有两个文化城市，也是园林城市，一个是京都，一个是奈良。当年抗日的时候，为了保住这两个城市，陈大志曾出谋划策，让他们在这两个城市四个角上放四个标志，当飞虎队看到这个标志时就不再轰炸了。我1985年参加国际会议到过这两个城市，日本人很感激我们，我们自己的城墙没护住，反而外国的保住了。所以呢，很多事情要非常慎重，矫枉过正是不对的，要认真地考虑，要反复地研究。
（本言论为陈俊愉院士在风景园林三十年交流会上的部分发言 由于小迪、殷琦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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