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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土地分类和评价、适地适树、混交林营造、速生丰产林培育、干旱半干旱地区造林及城市林业等方面做了大量的探索和研究，填补了许多空白。他第一个提出了分地区的林木速生丰产指标，主持起草了《发展速生丰产用材林技术政策》；曾对大兴安岭特大火灾后的森林资源和生态环境恢复工作起了关键的指导作用；近期着力从事林业可持续发展战略及水资源和生态建设的咨询研究，取得显著成绩。
“告诉爷爷，你都认识哪些树？”公园里，一位老者领着自己的孙子散步。
“杨树，松树，柳树，槐树……不知道了。爷爷，爷爷，一共有多少种树啊？”
“光是咱们国家就有5000种呢！”
“那你都认识它们么？”
“认识啊。不仅仅认识，还了解它们、培育它们，让它们长得好、长得快、长得多。这是爷爷的工作之一呀。”
……
这位老者就是林学家、森林培育学家沈国舫。
如果你问沈国舫最喜欢什么颜色。他会毫不犹豫地大声告诉你，“当然是绿色！”
作为一名林学家，他大半生穿行于各个林区，和树木打了半个世纪交道，见过自然界各种姿态的绿：嫩绿，浅绿，碧绿，翠绿……深深浅浅不同的绿，却总跳跃着生命的活力。
沈国舫一路带着朝露和绿色走来，他把自己的一生融进了莽莽苍苍的森林事业，自己则成为一棵挺立其中的青松，高洁但不高傲，静静地把绿色撒向祖国的大地。
从小弄堂奔向大河山
窗外白雪纷飞，万籁俱寂。窗前，一盏暗黄的灯，照亮少年苦读的身影。
中学时，沈国舫就读于历史悠久的上海中学。他聪颖好学，优秀的成绩让他可以报考任何一所重点院校，出人意料的是他的第一志愿却填报了北京农业大学森林系。
“哈哈，我从小在上海窄窄的里弄里长大，希望到更广阔的地方去。”
“那个时候我觉得农民最苦，想要学农业。有次偶然翻看一本介绍农学的课外书，里面很入门、粗浅地介绍了森林涵养水源、保持水土的作用。当时我就一下子被林业吸引住了。”讲起他的这本林业“启蒙老师”，沈国舫现在都记得当时书里的图画。
随后，在1950年高中毕业报考大学时，他情系林业，从上海来到北京，由此开始一生的林业生涯。
大学只读了一年，1951年7月，沈国舫被选拔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公派出国留学生，前往苏联留学，他成为首批300多名留苏学生中惟一一个造林专业的学子。
那一年，不满18岁的沈国舫，独自一人走进了列宁格勒林学院的大门。
“我是学院来的第一个也是当时惟一一个中国人，学校里没有一个人会说中文，而我的俄语水平也只限于认识俄语字母和简单会话而已。我记得刚入学时，要建立学生档案，可是没有办法沟通，后来学校找来了英语老师，我们是通过英语来沟通的，有意思吧？哈哈！”回忆当年的情景，沈国舫一笑带过，然后可想而知，完全陌生的环境，只身一人，又不懂俄语，他当时的生活和学习面临着多么大的困难。
按计划完全可以先学1年俄语，再学专业。可是为了节省时间，他一面学习俄语，一面攻读专业课程。听不懂就根据公式、图像、符号去猜，靠翻字典去抠，每天都坚持至少13个小时的学习。
“冬天很冷，当别人早已裹着被子睡觉时，我仍要读书。夜里，窗外大雪纷飞，一点声音都听不见，只有笔尖摩擦纸的声音。”沈国舫的讲述，使记者眼前展现出这样一幅画面：窗外白雪纷飞，万籁俱寂；窗前，一盏暗黄的灯，照亮少年苦读的身影。
偶尔在深夜，看书疲惫的时候，他会走到窗前，抬头望天，看看那一轮明月，感悟“千里共婵娟”的淡淡乡愁。“也会觉得累，但是不敢懈怠。我们离开祖国的时候，周总理亲自设宴为我们饯行，他说等我们学好了回来建设国家！这是我的动力。”沈国舫坚定地说。
沈国舫讲起了一段往事：上数学微积分习题课，老师出了一道特别难的题目，班上没有一个人会做，只有他解出来了。不料，课堂上老师在讲解过程中一时蒙住了，迟迟解不出来。沈国舫的同桌喊：“国舫会，国舫会！”于是，沈国舫被叫到黑板前，一步步演算了出来。
“我一下子出名了，大家都知道：有个中国人，数学很好！”讲起这段故事，沈国舫很得意，看得出那是作为一个中国学生的荣誉感和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而努力学习的强烈责任感。
就这样，在沈国舫的刻苦努力下，他不但完全跟上了学习进度，而且成为了班上学习尖子，5年中，全部课程的学习成绩均为优秀。他完成的固沙造林的毕业论文，更是作为优秀论文选送到列宁格勒市参展。
“我们毕业生中只有两个全优生，我是其中一个。老师让我上研究生，但是我急于将所学用于祖国建设，归心似箭，谢绝了老师的挽留。”沈国舫说，留苏期间，他用从牙缝里省出来的钱，到中亚细亚、大阿那道尔等林区考察草原造林，这令他更加挂念祖国的森林。
一生育树育人
“祖国需要绿化，绿化需要人才。我的一生中主要围绕着两件事：育树和育人。”
1956年，获得林业工程师优秀级文凭的沈国舫，乘坐横穿西伯利亚的火车回到了阔别5年的北京。他被分配到北京林学院（北京林业大学前身）任教。
“那时候，我国的林学真的是一穷二白，造林学科正处在全面学苏联的阶段。当时国内正有一位苏联造林学专家在学校讲学，全国各地都派人来听课。国内没有造林方面的书籍，用的都是苏联的教科书。”
沈国舫说，当时各高校的造林学教学不仅在体系上，而且在内容上都深受苏联的影响。讲课离不开苏联的例子，甚至用欧洲赤松造林作为讲造林学各论的范例。虽然这对中国的林业科技发展起到了一定作用，但造林学是有明显地域性的，机械照搬别国的理论和方法，必然会出现与本国国情格格不入的情况。
“在我回国的头几年，除了完成教学任务之外，还积极开展对中国特色的造林技术的研究，希望摸索出一套符合国情的造林技术。”沈国舫说，他选中了北京郊区小西山作为实验基地。
小西山土壤瘠薄，气候干燥，造林极不容易成活。沈国舫意识到，在小西山研究解决造林中的一系列理论和技术问题，不仅可以推动整个华北地区的绿化，而且能提高造林学的学术水平。
实践远没有理论模型那么美妙。繁忙的教学工作一结束，沈国舫便骑着一辆半旧的自行车赶到西山试验林场，和工人们一起参加造林劳动，亲自体验造林工作的各个环节。他常冒着雨，挑着树苗上山。石质山区的造林整地不便使用机械，他就和工人并肩挥锄刨坑，找出最佳的挖掘深度。在劳动中，他记下一个个数据，实地调查一座座山头，积累一页页资料。多少年来，只要一有空，他就往小西山跑，看一看哪棵树长高了，什么树旱死了……在他的关注下，曾经荒芜的小西山如今满目翠绿、木秀林茂。
“我这一辈子比较欣慰的一件事，就是绿化西山。你能想象得到吗，我刚回国时，北京基本上没有什么林子，现在的北京植物园一带过去都是荒山。”
沈国舫参与造了多少林？恐怕谁也数不清，单是北京西山一带就有10多万亩。
沈国舫的学生说，沈国舫多次教导他们“一个人工作20多年，若能带领大家将10000亩荒山变为森林，那便是大成就！”这方面，沈国舫本身就是学生们最好的榜样。
通过北京西山绿化活动的实践，沈国舫熟悉了华北的情况，了解到学科发展前沿。随后，他深入全国各主要林区进行专业调查，北到小兴安岭林海，南下热带南海沿岸，西进黄土高原，不断增进对我国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和林业生产的认识。通过几年的磨练，1961年，他以编写组长身份主持编写了全国第一本《造林学》统编教材。
这本《造林学》，是形成符合我国实际的造林技术及理论的重要标志，不仅在体系上与国外的造林学相比有许多改进，而且在内容上反映了我国造林技术的进展，突出了我国大面积山地造林的特点。此后，沈国舫继续默默钻研，通过出色完成一项项重大科研任务，他逐渐走上中国造林界学术带头人位置。
在我国林学界，沈国舫以治学严谨而著称。他刻苦读书，认真钻研，不断探索，执着追求。
早在留学期间，他就养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广泛涉猎专著和林业刊物。在上世纪中叶，他就读遍了当时所有可能得到的业务书刊，为了扩大知识面，他还读了不少自然地理、地植物学、植物生理学和农业科学方面的书籍。
“文革”开始后，北京林业大学迁至云南。在云南那几年的艰难岁月里，他时常告诫自己，任何时候都不能丧失对自己事业的信心，于是他重新捡起了荒废几年的英语，并走进了云南郁郁葱葱的森林。那段时间，他踏遍云南山川，有计划地考察林业，写下多本笔记。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他担任了学校领导职务，教学、科研、行政管理工作十分繁忙，但他一如既往，广博的知识和开阔的眼界，使他在工作和研究中得心应手。
“平时工作太忙，惟有读书是我最大的放松。能够博览群书真是一种人生的享受啊！”沈国舫感慨道。
沈国舫的行为风范影响和教育着一批批学子，而他本人长期从事造林学的教学工作，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林业建设人才。1986年起，他担任博士生导师，为国家培养了一批批造林学博士，为祖国的林业建设培养了一批批高层次的林学科研、教学人才。
1986年起，沈国舫还担任了北京林业大学校长。他任职期间，正是学校恢复、发展的关键时期，他为学校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主持建起了3大实验中心，长期兼任外语培训中心主任，注重师资队伍建设和学科建设，使北京林业大学走在了同类院校的前列。1993年，他被选为我国林学界最大的学术群众团体———中国林学会理事长。
“祖国需要绿化，绿化需要人才。我的一生中主要围绕着两件事：育树和育人。”沈国舫总结道。作为我国工程科技界的一位老科学家，沈国舫身上体现的那种严谨治学的工作作风和厚德载物的师者风范，是一种至高无上的美德。
不懈努力成就硕果累累
那峰峦起伏的绿色森林海洋中，有他的汗水和心血。
采访沈国舫时，他刚刚从黑龙江出差回来，10天时间跑了五六个林业局。这位76岁高龄的老人，每次到了林区，都像年轻时那样，攀险山越峻岭，实地考察森林河川。
“每次进林区我都觉得很熟悉、很亲切，放心，我身体还硬朗着呢！”沈国舫笑着说。
作为一位林学专家和生态学专家。沈国舫始终倾心于自己的事业并为之奔忙。他在造林学和森林生态学方面，造诣颇深，享有较高的学术声誉。
他是混交林营造和造林密度研究的领路者。沈国舫带领学生对华北地区一些主要混交类型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主持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进行混交林树种间相互关系机制的研究。在造林密度方面，1965年，他和学生一起发表了《丛生油松穴内间伐问题的研究》，对正确处理造林密度问题起到了促进作用，并且广泛收集了中外各种造林密度的试验结果，对人工林中密度作用规律及确定造林密度的原则做了详尽而精辟的分析。
他是提出林木速生丰产指标的第一人。沈国舫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就研究林木速生丰产指标这一造林学中的重大问题，经过10多年的试验和资料收集，1973年首次提出了分区域的林木速生丰产低限指标。1983年，他主持起草的《发展速生丰产用材林技术政策》得以通过，这项政策作为12项技术政策之一，列入国家科委蓝皮书。他的这项研究对国家林业生产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为此他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随后，这项技术得到了广泛应用。1987年大兴安岭发生特大火灾后，沈国舫随团前往灾区考察。他提出的处理过火林木和恢复森林资源的灾后重建思路与意见，得到考察组成员的一致赞同，他成为报告的起草人，并向国务院汇报。此后，大兴安岭灾区树林的修复，一直遵循按上述报告的思路。
他是城市林业研究的倡导者。沈国舫从上世纪90年代初就开始倡导城市林业的研究，1996年起，他主持北京城市林业研究项目，探讨城市林业发展的特殊规律，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林业分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他是我国林业发展战略的探索者。从上世纪90年代始，沈国舫越来越着重于对林业宏观问题的探索。1993年，他组织了新一轮林业发展战略的讨论，主编出版了《中国林业如何走向21世纪》论文集，并积极从事林业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宣传普及和探索论证工作。
1996年，沈国舫为中国工程科学院的一个咨询项目前往“西南资源金三角”考察，发现四川西部的原始森林破坏严重。作为政协委员，他提交了一份关于限制伐木、保护长江上游森林的提案。这一问题引起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并立项处理。1998年，举世瞩目的“中国天然林保护工程”启动。
近年来，他十分关注国家西部大开发及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战略的实施，多次到甘肃、云南、贵州、内蒙古和东北3省调研考察。
“我是199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的，按国家给工程院的定位，工程院不仅属于工程科技界的最高学术权威机构，同时也具有国家和政府智囊团的决策咨询作用。我要为国家多出主意，这是我的职责。”沈国舫认真地说。
怀着对祖国的深情、对绿色的挚爱，沈国舫为毕生钟爱的事业不畏艰险、孜孜以求，足迹几乎遍布祖国的山山水水，那绿浪起伏的森林之海中，满载着他汗水与心血的结晶。
图1：沈国舫
图2：沈国舫喜欢大自然的一草一木。
图3：沈国舫（左）在林中考察。
沈国舫在林区考察。
图4：沈国舫（中）和同事一起探讨森林问题。（A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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